舟山早期观音信仰酝酿了普陀山道场萌芽

       观音道场的形成，离不开观音信仰文化长久积淀而成的社会历史传统因素。慧锷置观音像于普陀山，这只是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漫长过程中一个标志性的插曲，它同时也是一个偶然事件，其背后的必然是－－普陀山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观音文化传播现象和观音信仰的历史传统。

笔者认为，在“不肯去观音”之前，普陀山观音道场的萌芽可以再往前推几百年，一直追溯到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据明崇祯年间高僧木陈道所撰《普陀山梵音庵释迦佛舍利塔碑》载：“去明州（宁波）薄海五百里，复有补陀洛迦山者，则普门大士化迹所显，以佛菩萨慈悲喜舍因缘故，自晋之太康、唐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龄，逾溟渤，犯惊涛，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说明当时就有许多人去普陀山朝拜。由此可见，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观音信仰很可能已经波及普陀山岛。

另据元大德《昌国（今舟山）州图志》记载，位于定海北门外的普慈寺，东晋时就已经出现了专供观音的小庵院。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舟山是一个群岛，渔农民不得不经常和大海打交道，他们出海捕鱼，最惧怕的莫过于遇上海难，而能“令诸众生，大风不漂，水不能溺”（《妙法莲花经·普门品》）的海上保护神观世音菩萨，自然会成为他们供奉的对象。东晋时舟山就已经出现供观音菩萨的现象，由此推测，从东晋到唐朝这几百年的历史中，慧锷大师带来的那尊观音像不一定是普陀山最早的观音像。“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去普陀山朝拜，难道没有人会把定海的观音菩萨带到普陀山去供吗？

观音道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沉积过程，慧锷当然是有功于普陀山观音道场，甚至堪称“开山大师”。但我们不能将观音道场的形成原因过多地归功于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偶然事件，而应当更深入地剖析这一历史偶然性背后蕴藏的社会文化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普陀山观音道场（至少是道场萌芽时期）形成的历史可以再往前推一推，随着更多史籍的发掘，很有可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